批评界现在出现的“空头批评”现象，很容易让人想到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一文中，引用的明人解缙的那副对联：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空头批评有这样两个特点，一是喜欢使用一些伟大而高深的词，似乎在文章中反复出现一些高尚美丽的词就能表明他们自己的心灵就是高尚而美丽的。二是喜欢高举鲁迅的旗帜，将鲁迅的战斗精神庸俗化，拉大旗做虎皮。表面看来，这样一些人理直气壮，但实质上是将文学批评引入到歧路。
文学批评一般说来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理论型的，就是批评者自身有足够的理论素养和学术能力，因而能对作品作出比较公正客观的评价，一是经验型的，批评者往往置身当下的文学潮动之中，有比较鲜活的感受，从自身的阅读经验出发，能迅即地对当前文艺思潮、文学创作作出反应。而空头批评家既没有学者深厚的理论修养和足够的专业知识，又缺少文学创作的实践，也没有足够的阅读经验，但并不甘寂寞，嘴巴尖得很，往往架子端得老大，动辄摆出一副教师爷的样子，用教训的口气摇头晃脑地说这个作家堕落，那部作品不行，这个批评家有问题，那个批评家迎合大众。似乎天下只有他们才是唯一的批评家，唯一的真理的代言人。鲁迅在杂文《死》里的对后人的告诫：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做空头文学家和美术家。鲁迅先生去世六十年之后，空头文学家们没有绝迹，空头批评家们却在新的形势下应运而生，更可笑的是这些空头先生们还时不时地盗用鲁迅先生的批评精神和战斗锋芒来包装自己，企图以他们的那些欺世的大言和空话来玷污鲁迅代表的“五四”人文传统和理想精神。
鲁迅对社会生活和文学的批判无疑是尖锐而深刻的，但鲁迅的批判是扎实而严谨的，也就是说批判者自身有足够的理论根底和高深的学养，鲁迅对国学的批判是建立在他自身深厚的国学功底上的，他对新文学的纵横捭阖的评说和质疑，是因为他作为新文学运动的创始者身在其中，能够弄清新文学的发展脉络，他的言说是切中实际并击中要害。更重要的是鲁迅并不是一味地“批判”，他对新文学的建设作出了极大的贡献，除了他自身的创作实绩外，他对文学新人的奖掖和扶持，使得很多的青年作家浮出海面，鲁迅对青年作家的那些热情洋溢的赞美至今读来依然使人能得到鼓舞。
而一些空头批评家们对90年代的文学新人却以一种完人的要求去衡量，因为他们没有托尔斯泰、曹雪芹和鲁迅伟大就要受到责难，因为他们在小说中没有出现真理、良知、崇高、理想这些美好的词藻就将他们的作品视为这些美好的词藻的对立面而共诛共讨之。这些空头批评家们大言欺人的同时，往往并不仔细阅读作家的作品，就以他们想当然的“罪名”强行按到作家身上。青年作家余华曾说过这样一件事，说有一个论者硬把格非的《欲望的旗帜》置到他的名下进行批判，这种张冠李戴的学风是典型的空头批评。
由于空头批评家们平常不读作品，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发言时往往会弄出笑话，为了掩饰他们的“根底浅”和“腹中空”，他们新近采取一种寄生办法来体现他们的存在，这就是对关心和阅读新一代作家和作品的评论进行慷慨激昂的批判和否定，来体现他们的“在场”。这是他们走向世俗化和出名的捷径，这既免了露馅（不读作品），而又时时显得高人一等，还可以借此推销他们私家自酿的空话大曲。寄生就成了空头批评的生存方式，而且他们的资源永远不会枯竭，只要有人写作，有人从事文学批评，他们就可以在那里高谈阔论，东征西讨，就可以充任圣洁的芦苇和崇高的竹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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